学生给老师写信，成就民国最出名师生恋，仅有一子成无线电专家
师生恋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人师表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师生关系与伦理关系想关联，男老师与女学生往往界限分明，不得越雷池半步。拿民国教授杨栋林为例，因为恋上了北大校花韩权华，被迫引咎辞职。即使那些后来比较幸福的“师生恋”也少不了巨大的争议，比如民国最著名的“师生恋”——鲁迅和许广平。
1925年前后，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他与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也正是从此时此地开始。学生给老师写信，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于鲁迅却牵引出一份弥足珍贵的感情。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第一次写信给鲁迅。在这封信中，她这样介绍自己：“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
许广平这封信的意图是希望鲁迅给处于困厄中的自己指明一条精神的出路，她甚至在信的末尾直接呼吁鲁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许广平写信态度谦卑，却又不无调侃和自嘲，而在信中对校园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评论却是辛辣直截。
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信抬头称呼许广平为“广平兄”。在这封回信中，鲁迅先是评论了女师大的校风，然后很坦诚地阐述“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他觉得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
其一是“歧路”，鲁迅将“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
其二是“穷途”，鲁迅说他不会像东晋名士阮籍那样痛哭而返，而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最后将自己对付苦闷的态度归结为“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也就是他后来常常讲的“反抗绝望”和“韧性地战斗”的意味。歧路与穷途之间，鲁迅似乎是闲适而从容的，其实这种表面的轻松隐含的恰恰是他决绝的无所顾忌直面人生的心态。
鲁迅的这种生活态度引起了许广平的共鸣。在3月15日的回信中，她说自己在遇到“荆棘”的时候，要“尝遍之后，然后一根根地从身上拔下那些刺来，或者也无须把那些刺拔下来，就做我后天的装饰品”。她认为鲁迅对付苦闷的方法是“最高超、最须要的”。
在这封信中，许广平对鲁迅以“广平兄”称呼她“诚惶诚恐”，因此请求鲁迅给予一个说明。她问道：“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这就引来了鲁迅对此的解释。
许广平、周海婴母子
他说对于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都称“兄”。其他较陌生的就称“先生、小姐”之类。到了4月8日的一封信中，鲁迅开玩笑地将许广平称为“小鬼”。他这样写道：“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许给鲁迅的信署名都是“小鬼许广平”，并常常在信中以“小鬼”自谓，两人幽默之气质、性情之投缘可见一斑。
这种极具张力而诙谐的师生间通信，在鲁迅离开北平去厦门大学任教之后就基本结束了，之后的通信似乎是从充满心灵激情的恋爱时期进入了平淡的准婚姻状态，字里行间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牵挂和自身生活状态的描述。因此，鲁迅与许广平这段最初的书信往来值得不断地重温和体味。
后来，鲁迅将他与许广平饱含爱意的书信整理成《两地书》出版。鲁迅逝世60周年时，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交由出版社重新再版，在他的认知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括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和帮助。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唯一一个儿子，早年曾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来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是著名的无线电专家。
